光耀建党史 华彩新时代
红色文物图片展
文物虽无声 历史却有回响
革命文物
记载着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
承载着光荣历史
是革命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今天
让我们走进这些一级革命文物
重温激情燃烧的红色岁月
当历史的长镜头回溯百年，于卷轶浩繁、汪洋无边的党史资料间寻觅，故旧报章里，泛黄照片里，斑驳物件里，那些定格的细节渐渐明晰，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打破枷锁与束缚，将点点星火燃烧成磅礴力量，不断革命，于华夏大地上托起一个崭新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红色基地馆藏珍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伟大实践的生动写照和历史缩影。 党的历史里面有信仰、有坚守、有智慧、有力量，是丰富的营养剂，也是生动的教科书。
革命文物图展目录
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 遵义会议会址
3、一条红布带见证广州起义历史
4、 周恩来总理的神秘小皮箱
5、 泸定桥上的铁锁链
6、 半床棉被
7、 半条皮带
8、 济南战役中的请战书和奖状
9、 唐和恩的小竹竿
10、 七大代表证
中国革命的摇篮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因而，它被称之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群峰巍列，四季景色迷人，具有雄、险、秀、奇、幽的风光特色。根据地以茨坪为中心，拥有宁岗、永新、莲花三县和吉安、安福、随县、酃县的一部分，方圆275公里。井冈山革命遗址主要集中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和茅坪 ，大小五井及五大哨口等地。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居、旧址有好几十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遗迹100多处。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精神家园。
井冈山 黄杨界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000余人，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中国革命由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
八角楼毛泽东同志旧居
中国红军第四军军部旧址
三湾毛泽东旧居
黄坳战斗遗址
89年过去了，旧貌换新颜。井冈山人正秉承“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坚持“红色传承、绿色发展”战略，围绕“率先脱贫、提前翻番、全面小康”总目标，努力在脱贫攻坚中带好头、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站前列、在绿色发展中当先行，着力将井冈山打造成中国信念精神高地、全国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示范区、中国一流旅游胜地、全国红色旅游精品城市。
关于井冈山革命的艺术创作作品：
艺术创作 ------ 向井冈山进军
艺术创作------红四、五军会师1
艺术创作------红四、五军会师2
艺术创作------ 挑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寻访红色建筑 ------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
遵义会议会址
会址房屋原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建筑物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二楼，原为房主的小客厅，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面积27平方米。墙上有挂钟和两个壁柜，壁柜上嵌有一面穿衣镜，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灯。屋子正中是长方桌，四周围有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桌下有一只古老的木炭火盆。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
遵义会议会址内部
二楼会议室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住二楼，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李卓然等住一楼，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室设在一楼，称为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
会议室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错误统治，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而召开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即副报告)；张闻天作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尖锐抨击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只知道纸上谈兵，而完全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艺术创作 ------ 遵义会议1
会议通过了四条决定：
1.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洛甫）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是最大的民主体现。遵义会议因此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
艺术创作 ------ 遵义会议2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艺术创作 ------ 遵义会议3
1961年，遵义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每年参观的观众达400多万人次。
2015年6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后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如今，遵义的各项事业都走在贵州前列，起到了脱贫攻坚“火车头”的作用。2015年，该市的工业增加值名列全省第一；GDP总量突破2000亿元，在西南地区除省会城市外位居第一。他们还创造了“富、学、乐、美”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经验，成为贵州全省新农村建设的模式。
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工务署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一条红布带“见证”广州起义历史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前，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人员，需佩戴红布带。“红布带”便成为起义军身份辨识的重要标志。
在如今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便收藏了一条当年起义军用过的红布带，它是当时的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中队队长杨馨坤烈士遗留的物品。当年起义失败后，在撤退时，杨馨坤烈士将这条红布带留下，并嘱咐当地青年革命同志好好保存，永作纪念。
广州起义时，杨馨坤烈士佩戴的红布带
红布带是广州起义军重要标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11月26日作出决定，以共产党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随后，广东省委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起义军总指挥部，由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事实上，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敌人察觉，国民党张发奎准备解散第四军教导团，同时调集其主力部队向广州开进。在此紧急情况下，广东省委决定将起义提前到11日举行。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开始起义。
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农民和士兵，大家没有统一的服装。起义军总指挥部决定，凡参加起义人员，需一律佩戴或手缠红布带，以便识别。由于起义前商店里的红布已被抢购—空，不少工人赤卫队队员把家中的红被面撕成一条条缚上手臂或系在脖子上，起义当天，遇到了阴雨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不少起义军民在脖子或者是手臂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和市内绝大部分地区。是日上午，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12月12日，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以及市内残存之敌的配合下，张发奎调集其回援的3个师的部队从南、西、北三面向广州市区展开猛烈进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幸牺牲，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余部1000人被迫于13日撤离广州，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共约1200余人，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的率领下进到海陆丰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大屠杀，凡是身体上有红色印记的人，基本都被认为是起义人员，遭到了杀害，整个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广州起义壁画
杨馨坤冒死藏起一条红布带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条红布带，是当时的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中队队长杨馨坤烈士遗留的物品。
广州起义前，总指挥部发给每个武装起义指挥员一个中山牌袋表、一个指南针和一条红布带。红布带是参加起义成员的标志，所有人员都要拴在手臂或颈项上；中山牌袋表是起义指挥员统一时间使用的；指南针是起义指挥员辨别方向指挥战斗用的。起义第二天下午，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在广州日报社原社址丰宁路西瓜园举行，杨馨坤和战友高平玉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快要结束时，国民党反革命武装部队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的配合下，从河南（海珠区）渡过珠江，在西濠口登陆，向刚刚诞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反扑。杨馨坤、高平玉得知消息后迅速把开会前张贴四周、浆糊尚未完全干透的标语取下来放进口袋。接着，杨馨坤率领队员奔赴前线，抗击敌人。
在数倍于己的反革命武装进攻下，起义终告失败。撤退时，杨馨坤、高平玉回到家乡英德黎洞乡南坑莲花坳，把随身带回来的中山牌袋表、指南针、标语、红布带等物品留下，嘱咐当地青年革命同志好好保存，永作纪念。
因为此地偏僻险要、交通不便，反动军队不敢进来，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杨殷早前已指令青年梁仁声、冯杏三、谢华等组织了宿山革命委员会，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一些其他革命组织的庆祝品、文献资料都送到这里保存。
后来，杨馨坤在参加广宁农民起义时，被捕牺牲；高平玉在平原县秘密活动时被捕牺牲。此后，革命形势暂处低潮，这些文物由谢华带回家秘密保藏，虽经国民党军队多次搜查和日军的骚扰，均未被发现。梁仁声则改行从医，解放初期在佛山开设个人医务所。
1959年春，梁仁声携妻子谢石娣（谢华的姐姐）回老家广东英德探访亲故时，在谢华家中发现了这批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后来无条件捐献给当时广东省和广州市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联合筹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庆祝馆保存。当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当天，它们如期在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展出，后来纪念馆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管理，红布带就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
资料来源：广州日报、中国军网、人民网、光明日报等
周恩来的神秘小皮箱
周恩来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只带着锁扣的橘色钢纸箱。箱面纹路磨损，边缘斑驳褪色，凹陷处刻满了岁月印记。这只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箱子，曾装着一个重要的秘密，周恩来和它的故事，还要从58年前的一次出国访问说起。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出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下榻在开罗国宾馆。晚9点，一辆黑色轿车从宾馆缓缓驶出，外国的新闻记者见是周恩来乘坐的车，随即驾车跟上。车停在中国驻阿联大使馆（时称）门口，一名男子下了车，手里拎着一只橘色箱子，向馆内疾步走去。记者们认出这名男子是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由他护送的箱子，一定来头不小。
周恩来总理盛放衣物的小皮箱
在我国大使馆短暂停留后，成元功随即返回下榻地。这几乎验证了记者们的猜测，箱子里装着中国的最高机密！到底锁着什么？一时间众说纷纭，谁也不能定论。到最后，还是成元功道出了里头的秘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从非洲大陆到东亚邻邦，26载风雨外交路，周恩来以精妙绝伦的外交艺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敬意。每次出访，周恩来都是风度翩翩、优雅从容，身着利落笔挺的中山装，尽展大国之风范。然而，在他得体的衣装下，却藏着一身不能示人的“寒酸行头”。
新中国成立伊始，正是百废待兴，作为人民的总理，周恩来始终把勤俭放在第一位。他的衣服一直补了又补，长期暴露在外的领口、袖口位置磨破了洞，他就用新布换上。久而久之，拼凑而成的衬衣破旧不堪，稍有不慎就全碎了。
出国访问时，周恩来布满补丁的衣物不便送到当地宾馆洗衣房洗，也经不住洗衣机的搅拌，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购买的这只钢纸箱，刚好派上了用场。每天晚上，周恩来将换下的衬衣交由成元功，装进箱子上锁后送到大使馆，请大使馆工作人员将衬衣洗好晾干，重新装箱上锁带回宾馆。
就这样，这只箱子陪着周恩来跨越千山万水，斡旋于世界外交舞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箱子里打补丁的衬衣，看似残破，却是一个大国总理艰苦朴素、一心为民的真情。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五十多年的朝朝夕夕，周恩来将一颗滚烫的心，毫无保留地捧给了热爱的祖国与人民。
来源：新江苏·中国江苏网
红军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
红军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长94.5厘米。1935年5月，红军为迅速摆脱敌人追堵，需尽快渡过大渡河。红四团奉命强夺泸定桥。在激战前，守桥敌人将部分桥板撤去，只留几根铁索链，给突击队带来极大的困难。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火力攀着铁索前进，成功夺下泸定桥，打通了渡河要道。这段铁索链就取自泸定桥。
泸定桥上的一段铁锁链
1935年5月，在滇黔一带迂回转进的中央红军，抱着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目标向北进发，凭着7条渡船7天7夜巧渡金沙江，随后直抵大渡河。72年前，从太平天国天京出走转战各地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畔的紫打地（清末因水患冲毁重建，易名为“安顺场”）被清军堵截并最终全歼。熟习历史的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自然知晓这段往事，他们寻访当地群众、仔细研究水文特征，力求让蒋介石、刘湘、刘文辉重演历史的算盘打空。5月24日，杨得志率领红一团主力全歼守备安顺场的赖执中部，一营长孙继先带领17名勇士利用岸边的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打通了红军过河的通路。但是，安顺场渡口两岸渡船加起来也仅有4条，河流湍急又难以架桥，有限的摆渡力量不能满足红军主力短时间内渡河的需求。
面对前有湍急大河、后有薛岳周浑元部追兵的险恶局面，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后组成右路军，其余主力在原地组成左路军，两队夹河前行，向320里外的泸定桥行进。担任左路军先头部队的是王开湘（黄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1935年5月27日清晨，红四团按照三天内夺下泸定桥的命令，沿着峭壁与大渡河之间的险峻山路疾驰。
5月27日，红四团在行进途中与敌人遭遇数次，被迫对既定路线作出少许调整，还歼灭、俘虏了几拨敌军。经过一天的行军，共前进约80里。次日，红四团全体指战员清晨5时即启程，还未走出几里就接到新命令，限其29日夺下泸定桥。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昼夜间行军240里，随后还要与守桥的两个团敌人进行激战。为了赶在敌人增援的两个旅之前赶到泸定桥，杨成武等红四团指挥员加紧动员、带头急行，就连开会都是在行军过程中腿脚不停地进行的。红军战士们一路奔袭，中途还不时杀敌、修路、架桥。待到28日晚7时，已经行至距泸定桥110里处的一个小村子。
泸定桥
29日下午4时，红四团发起总攻。王开湘和杨成武坐镇桥头指挥战斗，全团司号员齐吹冲锋号，所有机枪武器同时向对岸射击形成火力网。一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22名突击队战士手持冲锋枪、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河对岸射来的枪弹攀着铁索匍匐前进。三连的战士则紧随其后，一边用木板铺桥，一边向前射击。
战斗中的命令电文
就在突击队即将抵达东岸桥头之时，敌人急忙在城门放火，企图以此作最后的抵抗。桥这头的红军指战员们见此急忙高喊鼓劲，让前方的英雄们更加坚定突进的决心。面对熊熊大火，廖大珠一跃而起，不顾帽子着火，扔掉帽子光头冲锋，率领队员一边扔手榴弹一边高喊着冲破火线，进入城中展开巷战，三连及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加入战斗。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战，红军一举占领了泸定城。
与此同时，右路军在刘伯承、聂荣臻的率领下歼灭阻击的敌军，并在距离泸定城外60里左右的竹林坪一带破敌援兵，随后于29日晚10时进入泸定城，与左路军成功会师。当夜，刘、聂二人不顾舟车劳顿，在泸定桥上细细端详，时而远望层峦群山，时而又俯视湍急河水。刘伯承不禁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叹：“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泸定桥
夺下泸定桥的第二天，胜利的消息传至暂驻沙坝天主教堂的军委指挥部， 毛泽东盛赞红军“无坚不摧，所向披靡”。5月3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抵达泸定桥，由此渡过了天险大渡河。6月2日，中革军委在泸定桥头召开庆功大会，王稼祥主持，周恩来亲自颁发“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锦旗，并为团干部和突击队勇士们授奖，虽只有列宁装、钢笔、日记本、搪瓷碗、筷子等日用品，但在这艰苦的特殊时刻足以表现出对这些英雄的肯定和赞誉。
在红军强夺泸定桥46年后的1981年，邓小平在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专家布热津斯基会谈时，基于其丰富的大战经验和高屋建瓴的战略家思维，云淡风轻地将这次战斗形容为一次“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诚然，在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路历经多次起义暴动、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强夺泸定桥在其中确实属于规模较小、战术简单的一次战斗。但是，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认识的，这次战斗非常关键，甚至可谓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经此一役，红军不仅达成了迅速打通北渡大渡河的战略目的，为甩开追堵敌人赢得宝贵时间，而且以其极富传奇色彩的经过和革命英雄主义内涵，激励和鼓舞广大指战员不畏艰辛、奋勇前进。
油画创作------飞夺泸定桥
实际上，红军将领对泸定桥一战的重要性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朱德在回忆长征的题联中说：“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回顾长征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这座十大元帅中的七位都曾踏过的铁索桥，是不可磨灭的重要里程碑，为红军随后取得长征胜利，乃至日后党成功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及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所谓“十三根铁链扛起一个共和国”！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红色经典故事-----半床棉被
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汝城，历时16天，经过了热水、集龙、益将、濠头、永丰、土桥、附城、泉水、井坡、大坪、东岭、马桥、外沙、延寿、小垣、岭秀、盈洞、文明等18个乡（墟）205个村，行程130余公里，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摧毁敌碉堡100余座，毙敌千余，胜利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谱写了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克敌制胜的悲壮诗篇。
红军女战士留下的半条棉被
1934年11月6日傍晚，掉队的3名女红军战士在凛冽的寒风中来到了一个沙洲村。她们没有进村，而是敲开了离村几十米远的一间破茅草屋……茅屋主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倾其所有为饥饿疲惫的女红军战士做了一顿饭。然后，女主人徐解秀将她们领到了床边。那是一张用南竹钉成的床架，床上的破席下面垫着稻草，女战士忙将她们唯一的棉被打开……第二天天蒙蒙亮，女战士们醒来发现，男主人朱兰芳一直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她们。临走时，一位女红军战士拿剪刀将那床棉被剪成了两半，说：“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你们，到时候带一床很新很暖和的棉被给你们。”徐解秀眼睛湿润了，坚持要朱兰芳带路，领着红军女战士翻过前面的大山，追赶大部队……
然而，这一去，朱兰芳却再也没有回来，只剩下徐解秀天天在村头守望，半床棉被一直被徐解秀一家好好地保留着。
1984年11月初，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来到了这个村庄。80多岁有点恍惚的徐解秀以为是红军回来了：“你们打回来了？你们胜利了？那3名女红军什么时候能来？我家男人怎么还不回来呀？”闻听此言，罗开富被感动了，他将这个故事整理后，以《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为题发表了文章。当时还健在的邓颖超读了报道后，马上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要想办法找到那3名女红军。邓颖超还特意买了一床新棉被，委托记者送给女主人。当罗开富带着众人的心意重返小山村时，大娘却在3天前刚刚去世，她合眼前曾经说：“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是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分一半给你的好人。”徐解秀老人弥留之际告诫儿孙们的话，从此就成为了她家的家训。
红军女战士留下半条棉被塑像
习近平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支持，也正是因为造福了人民。
红军女战士留下半条棉被塑像
来源： 汝城新闻网
半截皮带：见证铁心跟党走的信仰
《七律·长征》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的这首诗
这不仅是红军长征光辉业绩的记录
同时也是红军长征艰苦历程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个有着85年历史的传家宝：在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了的老旧皮带，可以明显看到，皮带一端曾被割断又重新磨出了尖头，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仿佛在诉说它与长征的种种记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首《七律·长征》，记录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万险。在万里征途中，茫茫几百里水草地是其中最壮烈的一程。
1936年7月，南下征战的红军从四川甘孜出发再次穿越草地北上，对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这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一片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处的茫茫草地，自然环境恶劣，人迹罕至。与前两次穿越不同，这次的路途更远、时间更长，最大考验来自粮食的严重短缺。
故事发生在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也就是现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的前身。当年7月7日，红四方面军开始穿越草地。彼时，8连战士周广才所在班只剩7人。由于出发地人烟稀少，粮食储备本就不充裕的他们征程还未过半就已断粮。起初，野菜、草根、树皮尚且还能稍微缓解饥饿，可随着行程的推进，连半株野菜也难寻，战士们只好从自己身上搜罗可以充饥的东西：先是皮枪带，然后是钉在鞋底上的皮撑，最后大家想到了自己的皮带。
“该吃你的皮带了。”当班里只剩周广才腰间那条皮带时，他纵有万般不舍，只能含泪将皮带交给战友。
战友们都知道，这条皮带是1934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是周广才心尖儿上的东西。可为了抵抗饥饿，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只得将皮带贡献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皮带第一个眼儿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咱们不吃了，同志们，把它留下来吧”，他向战友哭着恳求道。最终，大家忍着饥饿，把这吃剩的半截皮带留了下来。
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班里6位战友相继牺牲。班长在临终前叮嘱周广才，“一定要将半截皮带保留下来，走出草地，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带着嘱托，周广才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延安。为了缅怀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三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舍不得再用。1975年，周广才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献给了国家。
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大型主题展的“红军长征”展柜中，每每见到这个红军战士们忍着饥饿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就能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那段艰苦岁月。
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战士周国才保存的半条皮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半截皮带浓缩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仰，这是我们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也是连队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精神食粮。无数革命前辈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如今，革命前辈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犹如火种一般播撒进我们的心田，汇聚起一股磅礴的力量，激励我们年轻一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担负使命，只要我们一代接着一代走，一程接着一程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必将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半条皮带的故事纪念雕塑、壁画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济南战役中滕元兴的请战决心书和李永江的“济南英雄”奖状
济南战役中“滕元兴请战决心书”，写在一张不大的长方形的纸上，已经泛黄。上面以自来水笔书写56字，全文为：“连长、指导员：我要求完成最艰苦的任务，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呌，打下济南，为山东人民报仇，争取立功。战士滕元兴。民国三七年九月一日”。
济南市博物馆副馆长李晶介绍，这件文物是1975年由江苏无锡市机关党委彭超捐赠，还可以看出上面有血迹、泪水斑痕。
滕元兴是“济南第一团”登城的第三名战士，这是他在战前向党支部写的请战决心书，用血按上的手印。
1948年9月攻打济南内城的时候，9纵73团7连的战士李永江、于洪铎、滕元兴率先突击登入内城城头，与驻守城墙东南角的制高点——气象台的几股企图顽抗到底的国民党军进行殊死搏斗，多次击退了对方的反扑，最后把写着“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大旗插上了气象台。
17岁的滕元兴在攻城之前的动员会上火线入党，当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完成最艰苦的任务，打下济南。战役结束后，纵队授予李永江、王其鹏、于洪铎三位同志“济南英雄”光荣称号，腾元兴立一等功。不幸的是，在入城巷战中，滕元兴壮烈牺牲，后被追立一等功。
滕元兴的请战决心书
济南战役中李永江“济南英雄”奖状，上面有旧的折痕，边沿有旧的开裂，稍微有点残破。 这件文物1977年1月由个人捐赠。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发生后，23日晚攻打济南内城时，李永江所属第九纵队第73团三营七连，攻城兵团对内城发起总攻。
24日2时，第九纵队第73团从城南角突击攻入内城。李永江率领战士们突击，他跳进齐腰深的护城河，扑向突破口，第一个爬上三丈六尺高的云梯顶端，跃身登上城墙。
李永江登上城墙后，敌人冲过来妄图夺回突破口。李永江一阵扫射、投弹，把敌人打了下去。接着，战士于洪铎、滕元兴和机枪兵王会先后登上城头。
李永江在“济南战役”中第一个攻入内城，被誉为“登城第一人”。所以，当时其所在师特颁发这份奖状。济南战役结束后，李永江荣立特等功一次，并获得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嘉奖的“济南英雄”光荣称号。
记者看到，奖状上的文字为竖排，共12行，内容为：“兹有李永江同志于9月23日于济南攻城战中事迹卓绝并受济南英雄之光荣称号，创立功业绩，经评定为特等功劳特给此状。右给：师长萧镜海;政委兼主任谭右铭;副师长黄经深;副参谋长罗映臣;副主任常勇。中华民国卅七年十月十日。”
李永江“济南英雄”奖状
摘自：人民网人民科技官方帐号
一根小竹竿，何以成为一级革命文物？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根3尺多长、密密麻麻刻满4省地名的竹竿，这件不寻常的文物，见证了支前民工运输的艰辛，成为人民群众支前的历史缩影。
这根竹竿的主人，就是特等支前功臣、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西陡山村人唐和恩。小竹竿和唐和恩的故事，要从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说起。
特等支前功臣 唐和恩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这一年，唐和恩37岁。解放区人民和广大民兵，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事业中。
唐和恩带头报名，参加了支前小车运输队，编入莱东县陶漳区运输队，并担任运输队副指导员、党支部组织委员兼第四小队队长。
临行前，唐和恩斩钉截铁地向组织保证：“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运送什么。”他们和数百万支前群众一道，顶风冒雨，忍饥耐寒，日夜奔走在支前的道路上。遇上阴雨天气，就把自己的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独轮小推车上，宁愿自己受淋挨冻，也决不让军需物资受半点损失。路上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动一粒军粮。遇到敌机空袭，唐和恩和队员们首先想到的是设法隐蔽粮车，决不丢下小车不管。
淮海战役地图
在一次运粮途中，一条河拦住了去路。上级要求天黑以前要把粮食送到。眼看天色将晚，附近又没有桥，为了保证把粮食按时送到，他们决定涉水过河。唐和恩第一个脱掉棉衣，扛起粮包就下了河，队员们一看，都扛包抬车紧紧跟上。隆冬季节，寒气逼人，河面上结着薄冰，齐胸深的河水冰冷刺骨，队员们咬紧牙关，没有一个退缩。大伙儿刚一上岸，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听到远处传来敌机的声音，大家迅速分散隐蔽，直到敌机飞走，才爬起来穿好衣服继续赶路，终于按时把粮食送到了目的地。
唐和恩是个有心人，又是个推车的好把式，从老家出发时，他就随身带了一根3尺多长的小竹竿，白天用来支车，晚上用来探路，小小竹竿从未离开过他的身边。
一天休息时，唐和恩端量着小竹竿心头一亮，我要是把经过的地名都刻在这根竹竿上，不就可以记下支前都到过什么地方吗，以后还可以给后代讲故事，那该多有意思啊。
唐和恩越想越觉得有理儿，他立刻行动起来，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在小竹竿上刻下了第一个地名。从这儿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小竹竿上刻下这个地方的城镇和乡村的名子。
解放军势如破竹，支前大军也车轮滚滚紧随其后，把弹药、粮食、水，还有馒头等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送到将士们的手中。小竹竿上的地名也随之越来越多，不知不觉，密密麻麻地连成了一片。
把这些地名按地理位置连接起来就是一条支前路线图。从老家莱阳万寨乡出发，行程5000余里，共刻下鲁、豫、苏、皖4省88个城镇和乡村的名称，先后支援了济南战役、徐东战役和淮海战役。
小小竹竿，见证了胶东人民支援前线的光辉历程，也是淮海战役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历史见证。
刻满所经地地名的小竹竿
刻满所经地地名的小竹竿
来源：滨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开国少将段焕競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在江苏省句容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有两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开国少将段焕競与夫人李珊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它们是至今国内唯一发现的夫妇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中共七大代表证。虽然段焕競、李珊夫妇早已逝世，但他们精心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仍在见证中共“七大”这一重要史实。
段焕競与李珊
抗日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珍藏于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段焕競与李珊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均是长8.4厘米，宽6厘米，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绫布镶面，封面没有任何文字或标志。打开后，内页白纸上为繁体字，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和“第XXX号”。右页上方横印参加大会代表的座号和姓名，下方中间横印“注意”，内容为“1. 绝对不得转借，不得遗失；2. 出入会场须受门卫检查。七大秘书处制”。
内页中间靠下，盖有椭圆形红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骑缝印，李珊的代表证在印章的左侧盖有呈上下字序的红色“候补”两字。代表证的证书号码、姓名、座位号均为手写，段焕競的代表证号是“第六二二号”，座号是“22排14号”，李珊的代表证号是“第六六二号”，座号是“24排14号”。
李珊与段焕競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1945年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38年11月到1945年4月，中共各地的750多名代表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重封锁陆续到达延安，段焕競、李珊夫妇就是当时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之一。
历时半年，赴延安参加七大
段焕競，湖南茶陵人，1938年夏，跟随陈毅率部挺进苏南茅山开展抗日斗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珊，江西安福人，14岁投身革命，抗战期间曾任中共皖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新四军一支队二纵队卫生部政治指导员。194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通知段焕競、李珊夫妇等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当时段焕競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妻子李珊在二旅卫生部当教导员。
1943年3月，段焕競、李珊夫妇带着女儿苏淮到东台县靠黄海边不远的大桥镇准备启程。从师部出发后，走了一整夜刚在涟水县西北约25里的大黄庄里住下来，就被“扫荡”的日军包围了。段焕競带领护送部队在村庄西北冲开口子，用密集火力掩护所有的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等到打退日军跟上大家的时候，才发现爱人李珊和孩子都不见了。正当他急得六神无主之际，没有想到第二天，地方干部把她们送了回来。原来李珊抱着孩子跑不快，见三旅政治部主任卢胜受伤满身鲜血淋淋，便和卢胜一起在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
1943年7月，段焕競一家在新四军军部见到了代军长陈毅，陈毅劝他说：“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路上太危险了！”但段焕競坚决要去。火车开到南徐州（今安徽宿州）车站时，车上的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开始严厉搜查乘客的“良民证”和行李物品。查到段焕競的箱子，发现里面有两个苹果，日本兵立刻叫起来：“南方的食品！”“传染病不准带！”段焕競忙说是干净的，日本兵却拿苹果在他头上狠狠打了两下！段焕競正想发作，忽然想到陈毅说的“装得不像”，又想到“良民证”也是假的，就硬忍住了。结果两个苹果被鬼子丢到车窗外。
在过汾河时，李珊背着孩子一下子陷在淤泥里，陷得齐腰深！这种泥沼陷进去不能乱动，否则越陷越深，深陷到喉咙后，人将窒息而死；必须旁边的人平躺在淤泥上一点点帮助拔出来。幸运的是，李珊母女被好心人拖了出来。
从大桥镇启程后，段焕競、李珊夫妇带着孩子经过了20多道封锁线，穿越了800多里敌占区，途经10余处革命根据地，行程5000多里，历时半年多，才从苏中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共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七大”。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段焕競是正式代表，李珊为候补代表。
代表证被精心保存至逝世
段焕競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750多人济济一堂，中国共产党此前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这样大的规模，这样隆重热烈！‘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在我的心中，毛泽东思想有两条印象最深，一条是‘实事求是’，根据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列主义确定方针政策；另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后来传达‘七大’精神时，也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在我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两条，对于我回华中苏北以后独立坚持原地斗争，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很有指导意义。”
1945年10月，段焕競、李珊夫妇带着女儿回华中准备继续战斗，归途中4岁的苏淮突然生病发高烧，因为医治条件差，夫妻俩眼睁睁地看着长女在自己怀中死去。
战争年代，李珊专门做了一个皮挎包收藏夫妇俩的中共七大的代表证，随身背着，20多年里这两张代表证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直到1969年逝世。后来，段焕競将军又把这两张中共七大代表证与家里的照片一起放在铁盒子里保存起来，直到去世。其子女在整理遗物时，才在存放照片的铁盒子里发现了这两张代表证。2007年，段焕競子女将它们捐赠给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2011年，江苏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其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浙江省文物局网站、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网站
